编者按：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应日本户田和平研究所（TodaPeaceInstitute）邀请，撰写了《信任的基础是对话——中美战略竞争的相处之道》一文，近期由该研究所正式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陷入战略竞争、互信持续流失的背景下，周波主张构建“可控竞合”的底线逻辑，强调双方应通过常态化对话与多层次危机管控机制，防止竞争滑向对抗。他提出16项具体政策建议，包括重启危机热线、推动中美军舰军机间直接沟通、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开展对话等，指出“对话不以信任为前提，却可为信任创造条件”。
文章还就台湾问题、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与外空合作等关键议题展开剖析，认为面对特朗普2.0时期更为交易化、对抗色彩更浓的美方政策走向，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以风险可控与责任共担为导向的中美互动模式，助力全球战略稳定。
北京对话和观察者网翻译发布如下。
[文/周波，翻译/王凡非]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军事强国，21世纪的世界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如何共处。从理论上讲，中美共处应比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共处更容易。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冷战期间，中美各自主导的势力范围划分清晰，这使得双方能够避免直接冲突。但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中美之间甚至不存在舰船和飞机的缓冲区，双方时常发生遭遇情况。
此外，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通过相互核威胁达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均势，而中美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均势，尽管在西太平洋地区，过去几十年中国军队取得了显著进步，使得中美军事力量差距逐渐缩小，且态势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努力使中美竞合的关系可控
特朗普总统连任后推行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零和政策已使世界陷入更多动荡和不确定性。他对全球发起的关税战只是一个例子。这位更注重交易而非意识形态的总统似乎没有明确的对华政策。
一个问题是，他将如何应对身边的对华鹰派人士？在2025年5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听到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思发表了全面攻击“共产主义中国”的演讲，笔者不禁联想，特朗普是否想扮演“好警察”，而让身边的对华鹰派扮演“坏警察”？
今年5月31日，美国防长海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外媒
在对话中，海格塞思不遗余力地描述中国的威胁真实可信，且“迫在眉睫”。这与他的前任奥斯汀在2023年和2024年对话中表示冲突并非“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的立场形成了180度的反转。海格塞思更进一步猜测，中国军队被要求在2027年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
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笔者对中美关系的最大期许，那便是“可控”（manageable）。展望未来几年，笔者会用“竞合”来形容中美关系——也就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
当然，关键在于二者的比例如何权衡。美国担忧其霸权地位可能被中国永久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一味强调中美必须是合作关系，恐怕只是徒劳。但双方理应达成底线共识：不能让竞争演变为对抗。
这种共识的达成并非没有可能，一方面，大国关系即便存在竞争性，也依然具备韧性；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美国既无法拼凑出反华联盟，中国也无力带领“全球南方”国家反美。中国是美国的多数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其他国家一样，它们会根据具体问题审慎做出抉择，而非盲目追随美国。随着西方自由民主持续式微，即便是美国的盟友，在这个后西方世界里，也不会认同“民主对抗专制”那套说辞。笔者毫不怀疑，当特朗普结束第二任期时，美国的全球形象和信誉将进一步受损。
中美应追求相互确保的共存
如果说冷战的特点是两个宿敌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那么今天，这两个竞争者或许可以追求“相互确保共存”。在笔者看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确保共存可以通过增加开放的沟通渠道、加强信任建设、在可能领域开展合作以及共同承担大国国际责任来实现。
信任，但要对话
1987年12月，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中程核力量条约》后，里根曾说过一句名言：“信任但核查。”这不过是礼貌地表达“因为我不信任你，所以我们必须核查”。
同样的逻辑今天依然适用：信任并非中国和美国之间对话或互动的必要前提。美国和苏联之间毫无信任，但它们仍设法建立了一系列信任建设措施，并在消灭天花与和平探索外太空方面进行了合作。
如果说“信任但核查”是冷战时代的特征，那么对今天的中美关系而言，“信任但对话”或许是更合适的范式。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最大的恐惧是核战争。因此，限制、削减和核查对方的核武库成为必须。而中美之间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五角大楼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其核武库，但据报道，中国目前的核弹头储备估计约为600枚，仅为美国的大约十分之一。因此，两个竞争者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定期对话的习惯，以避免误解和误判。看到这两个大国对话而非对抗，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来说也是一大宽慰。
迄今为止，因新冠疫情和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而中断的中美之间的对话已恢复。这些对话包括高级别军事沟通、中美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令人欣喜的是还有新的进展：2024年，中国军队南方战区司令员吴亚男上将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举行了视频会议。
这些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们不应仅仅是例行公事。相反，高级军官的互访应实现常态化；2008年建立的热线应更频繁使用；还应鼓励飞行员和水兵之间的直接沟通，因为随着中国军队全球行动的增加，近距离遭遇不仅会在中国附近海域和空域发生，也会在其他地区不可避免地发生。
中美应防止海空事故
美国飞机定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近距离监视和侦察，其海军舰艇也在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的岛礁附近水域航行。根据五角大楼2023年关于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报告，美国记录了2021年秋季至2023年秋季期间，中国军队对美国飞机在该地区进行超过180次所谓“胁迫性和高风险”的空中拦截。这意味着几乎每四天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危险情况。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像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致命碰撞那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2022年12月，美方1架RC-135型机在中国华南沿海、海南西沙群岛当面抵近侦察时，蓄意改变飞行姿态、危险抵近我机视频
几十年来，中美海军之间的双边磋商一直围绕中文术语“安全”发生争议，这个词在英文中既可以指“security”（安全），也可以指“safety”（平安）。美国希望就“平安”问题进行更多技术性讨论，以避免舰船和飞机之间的近距离危险遭遇；而中国则强调其“安全”关切——美国海军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监视和侦察以及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应停止或至少降低频率。美国要求监视美国军舰的中国军舰保持安全距离，而中国则回应说，如果你们根本不来，才是最安全的。在国际场合，中国代表经常指出，所有这些危险的近距离遭遇都发生在中国周边空域和领海，而不是美国周边空域和领海。
国际海洋法对此帮助不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存在模糊性，允许各方选择性地解释以支持自己的立场。原因在于，该公约经过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九年谈判才达成。为了加速谈判，谈判中在多处做出了必要妥协，以保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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